電影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（1992）為中國第五代導演張藝謀第三部劇情長片作品，此作延續著張前兩部作品《紅高粱》、《菊豆》的影像敘事風格，故事題材一樣聚焦於中國女性，並有著極強的寓言性色彩。然與前二作稍作相比，我認為《大紅燈籠》具有更大的企圖心，以一個完全被創造出，且前後鋪陳完整的傳統儀式（陳家的規矩），來諷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父權社會。張藝謀在此片不僅是玩弄既定的符號意義，他似乎更傾心於「創造符號」，帶領觀眾從一個異世界，反省我們正所處的真世界。
張藝謀早期作品皆取材自中國文學，他視文學為靈感的啟發因而自有一套改編之道，也使得他的影像內容不會被原著牽制，一出手就貼上自己的名字。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改編自蘇童短篇小說〈妻妾成群〉，幾乎保留了原著情節、人物設定與故事結構，並在這個基礎下大作新文章，在我看來張藝謀的改編並非另闢出新主題，而是通過全新的儀式，更加強調出蘇童小說要講述的，女性在父權社會宰制下完全失去主體性此一大主題。
電影創造了紅燈籠的點燈、滅燈、封燈這個陳家獨有的家族儀式，其中燈籠如何被點亮、滅掉（老爺離開院房後），封燈時一個個用黑色套子包住，都有其精確的時間與步驟，其清晰且具體的鋪陳，更容易讓觀眾掉入張藝謀獨創的世界，不致有架空時空背景的疏離之感，情節的鋪排亦彷彿是讓觀眾經歷一個「傳統被建構」的過程。
正如陳家傭僕們向剛進門的四太太頌蓮（鞏俐飾），不時的說出「規矩很重要」、「慢慢的就習慣了」，電影就在這120分鐘，前後不斷反覆上演點燈儀式，並讓我們看見破壞規矩的後果，觀眾和頌蓮這個初入陳家的角色，實是一起亦從見識一種奇觀到了解、熟悉進而習慣甚至迷戀。當這些儀式成為片中女人們日常生活裡的一部份，這件事也就被合理化了，而脫離這個規範或不接受它，不是死（三太太梅珊）就是瘋（頌蓮）。
在影像的處理上，張藝謀更是極致的創造「儀式性」的場面刺激觀眾眼球，在特定的空間通過視覺化呈現其固定的、重複的、不可違逆的樣貌，更顯震撼力。從視覺上，陳老爺每日公布要去哪院，太太們與其丫環站在自家院門口的排列位置，尤以第一次此場面出現時，鏡頭以中遠景呈現另外三位太太站家自家門口的呆滯無神的面目（如下圖），無形之中流露一種詭譎氣氛。觀眾與才進入陳家十天的頌蓮一樣搞不清狀況甚至恐懼，這也與頌蓮往後的「習以為常」，為了燈不被滅謊稱懷孕，形成更強對比。
與此同時，通過這個故事，更可以彰顯的一個傳統儀式，並非單純只是一件冰冷教條，而是這個邏輯底下人們無意識的更加鞏固了它。片中頌蓮曾經挑戰了規矩，她成功過（把早飯帶回房裡吃），也徹底失敗過（假懷孕被揭發後被封燈），而她遭受懲罰後，反過來拿規矩來懲罰比自己位階更低的女人（女僕雁兒），而這個她自己無意識的報復行為又導致了他人的死亡，栽下了她日後發瘋的引線。
在儀式的建構之外，張藝謀很顯然的還在電影多處動了特殊手腳，加強整部片的寓言性，包含時序、聲音與服裝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文章，扣住女性主體性全然喪失之主題，並加強女性在這個結構下面臨的惡劣情況。
在時序方面，電影在頌蓮進入陳家時，刻意上字幕提示季節，但僅出現了「夏」、「秋」、「冬」，不見春，最後又回到「夏」。此處可說是儘管現實世界的時間在推進，在頌蓮的世界裡時間早已凝滯停留原地，一如她的人生將不再往前。而片末又上了「夏」字，頌蓮已瘋、新太太嫁入陳家，掀起新娘蓋頭，導演給了新太太一顆正臉特寫鏡頭（如下圖），值得注意的是全片這樣的特寫只有被放在頌蓮身上，僅在末尾出現在另一個女人身上，這便更強烈的暗示了，和頌蓮相似的悲劇是個無法攻破的輪迴，將繼續上演。
圖／頌蓮（上）、新太太（下）
在聲音處理上，其一是導演通過捶腳聲的放大，這個有著固定節奏，又似配樂又似音效的聲音，隨著頌蓮對捶腳的上癮，亦不斷擾動觀眾的情緒。當聲音響起，我們便可以想像這代表著一種「無法抗拒的誘惑」，觀眾和片中人物一樣受其制約，這個聲音便成功地成為另一個被建立起來的新符號。
其二是導演在本片動的更大手腳，他讓宰制片中女性命運的陳老爺面容模糊，只聞其聲不見其人。陳老爺出現時不是背影就是中遠景以上的鏡頭，對比於中國傳統裡面容模糊的是只有一種賢妻良母樣的女人，我們在片中看見女人的多樣性，卻在跟著頌蓮進入陳家宅院後，發現他們若要生存最終都將成為一個樣，到頭來仍舊是那個有著共同命運，面目模糊的女性。更詭譎的是，陳老爺說話聲音總是聽來十分清晰，使其更顯可怖的同時，這種「看不見卻聽得清」反而像是一種上帝的聲音，彰顯陳老爺高高在上且不可撼動。
最後則是女學生制服這套服裝在片子前後出現的暗示，張藝謀更進一步利用了這套制服將「女性主體性」的被剝奪給具象化。故事設定頌蓮原本為一個女學生，在父親過世後無法繼續求學受繼母安排嫁入陳家當小老婆，全片開場便讓觀眾看見頌蓮含著淚下了一個看似有選擇過程的決定，後又讓頌蓮初次走進陳家時穿著學生制服登場，亦讓其他太太們稱她「學生氣質就是不一樣」。嫁入陳家，眼看這套制服就將被塵封，它卻隨著頌蓮發瘋後再度開封，可此回頌蓮再次穿上，僅剩一個無法容於世界軀殼，如鬼魂般飄盪於陳家宅院。這套制服曾作為擁有主體性的象徵，最終裝了一個失去主體的空殼，前後之對比，似乎也向觀眾拋出一道難題，如頌蓮一般的女性，無論她曾套上甚麼新裝，她們的命運是否終究無法撼動的注定走向悲劇？
在各種視覺美化的意象之下，儘管張藝謀不見得有替中國女性發聲的意圖，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確實通過重建傳統儀式，展示出一種女性受父權文化宰制的過程與結構，提供我們重新反思去鬆動結構的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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